石开之室

【转载】万里的讲话，《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8/02/2009 10:19:00 下午 发贴者 流水弦歌

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 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做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要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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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周瑞金：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上)2009-10-13 16:11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09-10-12 15:1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起步，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辉煌的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7年的反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1959年的"反右倾"导致"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因此，我们在欢庆共和国60周年伟大胜利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 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冤魂，还有更多的遭受残酷整肃的优秀人才和普通公民。国庆期间文化部组织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用4 分钟的时间表现"文化大革命"，不回避不渲染，值得肯定。勿忘历史教训，方能鉴往开来。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年的种种失误，才有了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伟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凭借我们党和人民百折不挠的韧性和灾难修复的能力，在至少整整两代人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奋斗的基础上，新中国60年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外国政治家、媒体和学者只要不带政治偏见，都会承认这一点。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在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清晨，首次为中国国庆亮灯，"向中国人民致敬"，是一个代表。

从国际环境看中国，更能体会到新中国沧海桑田的伟大成就。整整90年前，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饕餮宴席上待宰的羔羊。1919年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粗暴地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中国引发了愤怒的"五四"学生运动。1945年2月，美英俄三国签订《雅尔塔协定》绕开反法西斯战争主力之一的中国，秘密商定恢复沙俄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包括苏联控制旅顺、大连两个不冻港，以及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与南满铁路，让八年抗战胜利在望的中国人民咽下一颗苦果。斗转星移，今日新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近一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全世界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分量。经常有外国媒体议论G8（西方八国集团）、G20（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20国论坛）还是G2（中美共治）的问题。

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份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所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实际上，这些年来，党内外，特别是互联网上，对于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凝聚深化改革的动力，疏通国家继续前进的航道，已经有很多敏锐的感悟和深刻的思考。目前在方方面面担负重要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对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艰难，对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更有深切的体会，时时怀有重整纲纪的冲动和孤军难振的无力感，很多抱负和无奈只能深埋心底。

我作为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50年的老兵，现已退休多年，个人了无牵挂。在新中国六十华诞之时，谨以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一份痴诚，有责任知无不言，直陈己见，同时也可以说是概括和转述了党内很多老同志的一些忧虑与思考。

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的改革语境比较单纯，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让城乡老百姓和公有制企业的普通职工有独立谋生、自由创业或自主经营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的过程。

这样的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非公经济创业和公有制企业承包经营对年轻人的感召力，从当时的一个流行语"出生入死"（离开政府机关则活，进入政府机关则死）可见一斑。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在农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铤而走险，得到万里同志等开明官员的同情和庇护，最后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热情鼓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后，广大农民怀揣发家致富的冲动，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 1479万，减少了2.3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主要造福平民。在两三千万"知青"回城的压力下，政府鼓励自谋职业，恢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个体劳动者代表，赞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最光彩"。由于总书记的这句话，私营经济在新时期也被称为"光彩的事业"。从部队营级干部转业的姜维，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摊照相，后来领取了新中国第一张私营公司营业执照。出身草莽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三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照，指示政府不要动他，"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正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所言："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城市"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1984年10月新中国35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打出标语"小平您好！"这正是来自底层的民众以最朴素的情怀，表达了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由衷拥护和感激。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扫平了道路。1993年以后，朱镕基总理在江泽民总书记大力支持下，主导实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增量改革，规模有限，那么90年代推进的则是公有制经济存量改革，涉及国家的经济家底，撼筋动骨，影响深远。在战略上，政府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理论上，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大规模的五大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企改制，终于撼动了长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人民大众自由地谋取利益，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拓展了广阔的道路。五大改革带动了90年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大潮，加上对外资扩大开放，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七成多。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 以上。市场机制在我国已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可以说，经过几十年清一色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曲折教训，新中国已经成功地扬起了市场经济的风帆，创造性地开辟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新航道。

国企改制中出现了管理层MBO、员工持股、破产改制等多种产权改革做法，虽然存在国家监管不力、交易不够透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但是如果当时不痛下决心改革，国有资产在市场发展的度量衡中会流失（贬值）得更快。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

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虽然在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即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但实际上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揭示：从税费制度看，民营企业创业门槛越来越高，收费越来越多，创业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融资体系看，民营企业融资还不及全社会的10%，银行对非公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 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在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改革进行了31年，国企还没有从很多竞争性行业退出，或者退而复进，在银行信贷等方面仍然是国企优先。1993年启动的大规模"国退民进"在很多领域被喝止，由此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些国企管理层和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某些政府官员勾兑，与民争利，贪腐成风。如果说90年代的国企改制中曾经存在透明度不高、政府监管阙失，那么，今天超大型国企的内部管理如利益分配等透明度更低，政府对于其管理层薪酬、税收贡献、贪污受贿等问题的监管更加乏力。

"国进民退"的新格局，"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在改革启动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从而"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显然，这里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的是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而且，只有依托市场自由竞争的谋生、谋利方式才可复制，才谈得上别人"向他们学习"，才有可能成为"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严厉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艰苦创业，"反对特殊化"，防止"成了老爷"，并称之为"一场严肃的斗争"。在经济改革进入第31年的时候，我们的改革政策取向，是否极大地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而压缩了经济自由化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给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生活先好起来"的努力机会，在多大限度上能有效地制约政府机关和国企党员干部的"特殊化"和"成了老爷"，值得深刻检讨。

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

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改革发轫期，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主导中国政局，以震古烁今的胆识，引导党和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新航道。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以对党的历史的深刻反省和道德内疚，更是以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作出了与解放后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分道扬镳的战略决策。三中全会后党的领导集体，在政治生活中击退"文革"中的造反派及"凡是"派等；在经济政策上，以"西水东调"工程为突破口，告别"一大二公" 的大寨经验；以"渤海二号"事故为切入点，清理计划经济时期石油会战式的经济组织方式。老一辈革命家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下自己熟悉并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腕、大破大立，才开启了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今天，本着十七届四中全会勉励我们"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精神，我想探讨一下党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政府努力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但是也要承认，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全社会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分化。早在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这引起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的极大关注，近年来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

先来看看大家经常诟病的国有垄断行业。国有垄断企业不一定都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发展航空航天、军工和某些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大中型国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主力军；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去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救灾场合，国企在危难中发挥了"共和国长子"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发展国际能源和资源合作，实施海外资本扩张和兼并方面，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有关部门曾以"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为由，提出国有经济必须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此，要做具体分析。这些垄断行业资源依存度高，而这些资源本应属于全民所有，其中不少市场本应向全社会开放；但正如有专家所言，一些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极力追求本部门、本人的利益最大化"。对部分垄断性企业的批评，集中在垄断市场定价和利润分配两个环节。它们总能以不容消费者置喙的方式，挟持国家的价格政策，攫取着市场"超额利润"；与此同时，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企利润游离于预算之外，既不用上缴国库，也没有兑现转化成国民福利。有人呼吁：应考虑从垄断型国企中提取分红，再分配给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在国家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而奋力保就业、保民生的艰难时刻，出现了国泰君安"天价薪酬"、中石化"天价吊灯"等负面新闻，严重背离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和宗旨，引起网民和老百姓的强烈不满。

再看看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 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

还有个民营（私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早在2005年就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承诺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允许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四年过去，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以至于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有人说过，官员的腐败国际上常见，但被称为社会良心的法官腐败少见。据统计，美国立国二百多年来只有四十余名法官犯案；新加坡自独立至1994年，没有一名法官犯案。而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6年深圳中院的"沦陷"，五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一名副院长、三名庭长、一名已退休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令人心惊。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后，成为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学家梁慧星教授拍案而起："天天讲公平、讲正义的法院，最高院的副院长出了这样的事，令最高法院也'颜面扫地 '！"梁教授还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

另一个危险的迹象，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农村改革元老杜润生同志早就警告过：政府如果又定制度、定规则，又参加游戏，权力进入市场会引起腐败。党的领导一定要体现于政治、政策、思想领导，退出具体经济事务干预。社会学家陆学艺希望，目前中共正在推行政府职能的转变，让政府担当"仲裁者""服务者""监管者"角色，防止其成为任何局部狭隘利益的代言人。今后，政府将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来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利益矛盾，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决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橡皮图章。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只要看看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就可以证实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 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

在世界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传来消息：当欧洲、美国和日本奢侈品牌需求普遍萎缩时，中国奢侈品消费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市场的25%。与此同时，宝马集团全球销量同比下降19%，但在华销量同比增长26%。中国已是全球豪华汽车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正如邓小平同志16年前所预言的，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保障基本取消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缓慢，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2007年12月1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长，而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低于高收入群体，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与改革初期贫穷人口主要在农村不同，目前贫穷人口蔓延到城市。就在各个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的灯火阑珊处，都有为数不少的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就业压力增大，弱势群体的生计更加艰难。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这样的人伦惨剧：在外地打工的成年男子因为交不起1000多元火化费，含泪用麻袋水葬母亲于异乡；9岁少年发高烧，见父母为了掏不出10元钱看病而争吵，在床梁上用红领巾自缢，幸亏被发现得早保住了一条小命。这是怎样的沉痛与辛酸？

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周瑞金：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下)2009-10-13 16:12　遏止基层权力的失控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 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四中全会连用三个"严重"发出警告：这些问题"严重削弱" 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当前，人民群众 对中央践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执政宣示和巨大诚意抱以厚望。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展的"汶川地震灾区居民 需求快速调查"，灾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与对家人的信任感几乎持平。中央政府以人为本、视民如伤，倾情高效的救援，感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体察民意果断暂 停奥运火炬传递、设立国家哀悼日，深得人心。去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天安门广场上神圣的国旗第一次为死难平民而低垂，那一刻党心和民心，政府和人 民水乳交融，是"非典"应急处置以来"胡温新政"的又一个民意高峰。

然而，从近几年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也要看 到，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呈现逐级下降态势。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比如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县城和县级市政府，对 于民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权，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胡作非为，到了惊人的地步。

例如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明明 是邓贵大、黄德智这样的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索取色情服务，被拒绝后使用了暴力，涉嫌强奸，巴东警方最初却认为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让网民感觉官官相 护。网民挖苦说：这样办案，邓贵大快成为因公殉职的烈士了。在舆论的压力和上级的干预下，巴东县政府在案发21天后才宣布涉案官员黄德智被开除党籍、辞退 和治安拘留，另一名涉案官员邓中佳也被辞退。在邓玉娇案中，邓贵大只是一名股级官员，黄德智、邓中佳连股级都算不上，是聘用员工借调在政府招商办工作，连 跟他们的"切割"，决心下得如此艰难，令人感慨。

再如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在前后两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里，11名未满18岁的女生 被有组织地嫖宿，犯罪嫌疑人有五人为公职人员，令人发指。事发后的调查过程也艰难曲折，如果不是省委领导做出批示，此案或许仍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迫于上 级命令和舆论压力，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很容易被当成"一般卖淫嫖娼"案件处理。连《人民日报》也看不下去了，在一篇"人民时评"中，指斥基层官员需要" 健全的道德认知、法律规范和责任意识"。党的基层干部缺乏" 健全的道德认知"，这个批评分量很重啊！

在湖北石首市（县级市）骚乱 中，青年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家属不服警方的自杀结论，不肯将尸体火化。近7万名"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周边县镇群众上街声援死者家属，把前来抢尸的警方堵 在街头。这起比贵州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官民对峙、警民对抗事件，表明我们的基层政权已经失去相当一部分民意的信任，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心存 蔑视，这是很可怕的。

在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言行中，"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触目惊心地存在，严重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观感。 例如据媒体报道，深圳那位酒后涉嫌猥亵11岁女孩的林嘉祥，自恃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在女孩父母找他理论的时候，口出狂 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还有郑州市规 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媒体追问经济适用房用地为什么盖上了别墅，脱口而出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本来党章中明确宣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 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现在逯军副局长竟然把党和老百姓对立起来，好像党在老百姓之 外还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需要媒体刻意维护。

千万不要低估"P民"和"替谁说话"这两句话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伤害！有些网民挖苦说： 一语惊醒梦中人，林嘉祥和逯军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说了实话的小女孩，道出了人民在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后来有交通部同僚 为林嘉祥辩护说，网络"仇官仇政府"情绪让公务员成了" 弱势群体"。我看这完全是倒果为因。恰恰是那些政府人格化代表的官员的所作所为"无人民"甚至"反人民"，才戳中了民众心中长期的隐痛，引发了几乎是全民 愤怒的讨伐。我也愿意相信同僚所言林嘉祥平时是个"很好的干部"，但越是如此，越可能验证了这样一个假设："一个飞扬跋扈的权力者是被一个坏体制惯坏的， 而并非他的道德人性有多么恶劣。"因此，四中全会要求"全党警醒"，"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这是对党的建设和政府管理现状的清醒观察和深刻把 脉。

有必要由此反思官场的政治生态，是如何形成这样两种思维和行为惯性的：一方面与无良官员藕断丝连，把网上反贪官的呼声下意识地解 读为反体制，顿生敌意；另一方面对张海超矽肺鉴定这样的平民事务态度冷漠，逼着人家去"开胸验肺"冒死明证，到头来还要惩处那家开胸医院。这样做，是置政 府于不义，而把当下中国社会公正的旗帜拱手让人。本来，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是最有善意也最有能力推进和保障社会正义的。这不正是值得我们 各级领导干部深长思之吗？

我们党是靠基层工作起家的。1945年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时才10万人，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有30万 人。但因为帮助4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三年中有145万农民参军，辽沈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民工多达160万人。基层的民心向背，一下子扭转了东北战场的 实力对比，为新中国打下了第一块成片的解放区。近年来不少地方基层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紧张，从历史上的"鱼水关系"，变成了"鱼肉关系"，甚至"水火关 系"。在一些地方，基层管制能力的失控，导致政府公信力荡然无存，连基层政权的执政合法性都受到了挑战，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忧虑。

去 年冬天以来，全国组织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级法院院长等一系列基层干部培训，不少省市组织了县派出所长培训，都是要提高基层干部排解矛 盾、聚拢民心的执政能力，夯实我们党持续执政的群众基础。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不安，则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无从谈起。近年来推行的"省管县"体制， 除了财政方面绕开地级市、强县扩权，也有省直管县主要干部、强化基层权力监督的考量。这些都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在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提点和监察的同 时，还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选举机制。这就是继续推进和逐步扩大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基层自治思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彭真 1987年11月23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自上而下的很多，自下而上的东西很少。"彭真寄希望于村民自治这样的基层民主实践，把一个村范围里的公共事 业，交给群众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一步一步地掌握民主的操作方法。"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 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把自上而下的勤政和反腐倡廉要求，与自下而上的选举、监督结合起来，可能 是提高基层管制能力、解决激起草根民怨甚至民变的吏治问题的治本之策。

基层民主需要一个有序推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从各地非常 事态频出看，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急迫性。从河南灵宝王帅案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以"诽谤政府"为由而"跨省抓捕"网民，成为某些基层政府面对批评而 自保的本能反应。今年六七月间，杞县发生钴60放射源故障，在政府沉默一个多月后，人民纷纷举家出逃。结果，政府非但没有为这起现代版的"杞人忧天"向民 众道歉，反而迁怒于在恐慌中交流不实传言的民众，宣布抓获五名"造谣者"，包括只是在网上复制粘贴核事故传言的网民。近年来，网络监控技术流入县市级，成 为某些基层官员对付舆论监督的工具，尤其令人不安。要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任务，遏制某些基层官员的恣意妄为，基层民主只能 前进，不能后退。在灵宝王帅案中，网友"8个佘祥林的家属"在人民网发帖说：" 这些地方官吏的认识与中央的认识有差距，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如果继续逆潮流而动，则必定会被淘汰清除出领导干部的队伍。有必要提醒这些地方官吏的是： 中国老百姓只要鼠标轻点，就跟总书记胡哥在一起了。"可以这么说，在今天，切实保障人民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 督权，是对现阶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有力补充。推进基层民主，揭露和制止基层官员扼杀民众表达和新闻监督的行为，就是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中 央的政令畅通，保障新中国的红色江山不因那些无良官吏而变色。

反思维稳逻辑 唯求长治久安

近年来，改革和社会转 型期的各种矛盾凸显和叠加。在城市，企业改制、职工下岗、拖欠工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拆迁安置、城市管理、乱摊派乱收费、社会治安、干群关系、警民关 系、非法集资等问题经常引发各种矛盾；在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土地征用、水源林地之争、矿山开采、环境污染、村委会换届选举、干部作风等问题很容易挑起冲 突。各地城乡突发公共事件此起彼伏，有的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祥和环境，做了大量的工作，经常是投入 了昂贵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但往往工作没少做，钱没少花，还是顾此失彼，按下葫芦起了瓢。我想，可能有必要对一段时期以来的维稳逻辑做点分析。

社会转型的一个难题，就是改革要讲求节奏，发展要保持稳定，维稳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维稳工作中孰轻孰重，涉及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其短期效果和长期效应也大不一样。

维稳的第一层次是不出事，或者出了事尽快平息事态。因为如果地方政府门前出现静坐示威，或者村民维权占据了国道，非同小可，搞不好就会被问责罢官。现阶 段地方政府在这个层次上煞费苦心，耗力甚巨。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没有公权力做不到的事情，关键要看在维稳过程中现在和将来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在 邓玉娇案中，为了制止记者前来报道和网友前来"旅游"，巴东县政府组织了多少力量，长江航线巴东码头停运，在巴东境内汽车上盘查外地人身份证，宾馆宣布" 客满"，野三关因"防雷击"而停止电视转播。但巴东政府和警方就是迟迟不肯给邓玉娇的防卫行为做出恰当的定性，不对涉案官员加以惩处，结果民怨难平，巴东 仍然难以实现稳定。

在平息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有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公权力对强制手段的滥用。有的地方领导干部遇事不敢到现场去、到群 众中去听取意见、解决问题，而是动辄把警察推到前面。但警察不是解决矛盾的主体，而是一种辅助力量。"解铃还需系铃人"，公权力的主要责任要由党委和政府 来担当。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武装警察法》时，人大常委和社会舆论普遍认同武警"参加处置暴乱、骚乱、大规模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 其他社会安全事件"，但不少人强烈支持该法对地方政府调动武警权限进行限制，认为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把武警"当作拿枪的城管"而滥用的情况比较严重，必须予 以纠正。据媒体报道，武警法草案一审稿中曾规定，县级政府就有权调动武警；正式颁布的文本修改为具体权限和程序由国务院、中央军委规定。

实际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这个中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政府以现代执政党的思维，对聚众示威、罢工等行为作出了新的定性，从过去的"阶级斗争"观 念，转变为政府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乃至冲突中维持秩序、维护正义的理念，依法处理，民主处理，科学处理。如果我们固守传统思维，对于群体性事件，总是习 惯地以为大多数群众"不明真相"，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破坏"，境外敌对势力的"策划支持"。从而，一开始不能对事件性质作出正确科学的判断，而后又不 能对自己的错误处理方式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结果不但事态不能及时平息，甚至扩大了事端，酿成撕裂干群族群关系的痛心后果。这个教训应当记取。

维稳的第二层次，是认真对待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帮助解决老百姓的民生和权益保障等实际问题，用妥善调节利益冲突来构筑社会稳定。云南省委宣传部最近的一 个紧急通知说得好：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 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实践证明，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 因，不能一味指责群众"不明真相"，甚至给上访群众乱扣帽子。今年8月26日，云南陆良县村民与煤矿发生冲突，多人受伤，连带现场维持秩序的警车也被砸。 事态平息后，县里工作组没有像过去那样追查"聚众闹事"的"幕后指使者"，而是与媒体一道走村串户，听取村民意见，并把互联网当成群众意见表达的新平台。 县委、县政府组织多个职能部门现场办公，特事特办，逐一落实了村民的六条合理诉求，同时驳回了一条按人头补助、按庄稼赔偿的不合理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 谅解。云南尝试"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理突发事件和维稳新思路、新机制，值得充分肯定。

维稳的第三层次是修复在突发事件和日常工作 中被质疑和伤害的政府公信力，促进官民协商对话，化解政治对立情绪，增进社会和谐。每次网络热点事件的处置结果，相当于一种不成文的判例，会影响公众对社 会正义的信念，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近年来很多突发事件的处置由于没有达到人民群众的期待，事态降温和平息后，民间会以娱乐化的方式，比如"三个俯卧 撑"、"躲猫猫"、"欺实马"、"被自杀"等网络流行词，留下永久的记忆，从而给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留下永久的伤害。对此为政者不可不察。不能简单地指责民 众偏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官员过于傲慢跋扈，凭借公权力的绝对强势地位，甚至不屑于对老百姓讲一点沟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众的智商"。我们可以要求人 民群众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理性地看待官员贪腐、社会不公等问题，言论和行为不能走极端，更要在现实生活中抑制强权，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修复社 会信心。希望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及时开展良性的沟通互动，而不是加剧官民对立，加剧当下弱势群体和官商"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不认 同。突发事件的不当处置，特别是如果存在颠倒是非、官官相护、社会不公等行为，将导致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怨的积累最终必将酿成大患。如果听任党 组织和政府的公信力、党员和干部的纯洁形象在一次次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中不断磨损和溃散，最终将损害党在基层群众中长期执政的感召力甚至合法性。像邓玉 娇案、石首骚乱这样不恰当的维稳措施，对政府公信力的透支，要比透支下一代的自然资源严重得多。

能不能说，内在的社会和谐比表面的社 会稳定，是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维护的目标？必要时采取强力措施压制社会骚乱、恢复社会秩序，是人民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但局势稳定后，还是要下大力气来面对和 化解导致事态恶化的种种社会不和谐因素。一味依靠强制措施，甚至凭借蛮力，强行缔造的稳定，是遮掩甚至加剧了社会不和谐的表面稳定、暂时稳定，只是暴风雨 前的宁静。不去反思突发事件的深层原因，社会深层矛盾仍在，老百姓内心的怨怼仍在，甚至因为应急处置不当，旧怨又添新恨，只会为下一起更加激烈的群体事件 准备火药。各级政府要重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平时更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培养对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消化能力。要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利益表达和博弈机 制，推动政务信息公开，保障政府响应民众诉求、司法公正、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以及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的舆论监督，以增进社会和谐来保障社会稳定。只有社会 内在和谐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才是釜底抽薪、长治久安之道。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维稳"成本问题。在不少地方，政府在常规制度 建设和完善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平时用很少一点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就是麻木不仁，甚至冷酷无情。非要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以后，才迅速出 面：一手实施强制，公检法等政府机构超常运转，比如各地的"截访"就是一笔不小的人手和财力开销；一手实施"赎买"，用政府财政大包大揽的办法安抚闹事群 众，一些地方有"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的说法。"强制"和"赎买"这两手，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维稳"成本居高不下，还 与政府无视社会力量的存在、力图全面控制社会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出现利益多元化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市场中介组 织、社会中介组织开始蓬勃兴起。在各种利益矛盾和冲撞中，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以及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公民伦理，本可成为调节矛盾的第一道防 线。但是，在传统的高度集权逻辑下，习惯于把"公民社会"视为政府管理的对立面，把志愿者的公民伦理也下意识地视为对政府的离心倾向，心存防范和忌惮。例 如，去年汶川大地震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百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通过网上QQ群、BBS和网下民间社团自发集合，急赴灾区，救死扶伤，为政 府救援力量拾遗补缺，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可惜，这笔宝贵的道德伦理财富和社会组织资源未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社会力量的虚化，只会 让任何地区性、行业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全部指向政府和执政党，使得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政府疲于应付各种琐细的具体矛盾，经常让政府自身也成为矛盾的 一方，甚至是本可相互制衡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一致斗争目标，而失去了宏观调控的政治高度。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同样需要警觉的是，在维稳防乱的旗帜下，把那些普通而复杂的利益矛盾政治化，上纲上线，超常规地强化各种传统的管理机制，遏制普通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 求，无视和拖延社会深层矛盾的解决，无期限地推迟本该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例如，信访工作中如果继续按照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并厉行信访 责任追究制，只会鼓励地方政府更加卖力地派人进京"截访"。只有加快司法改革，保障和修复司法这道社会公正最后的"底线"，才能最有效地"截访"于无形。

古人云："防为上，救为次，戒为下。"能不能对地方和行业的领导干部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为官一任，既要保眼前少出事，也不能得过且过，类似"看守内阁" 的心态最要不得！出现群众"闹事"固然是个严重问题，但民意的畅通表达，民怨的合理宣泄，官场风气的清浊，社会人心的聚散，恐怕是对一届政府和领导干部更 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警告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其民 矣。"为官之道，贵在赢得民心。说到底，是作为执政党成员，人民的公务员，有没有历史担当的精神。不仅要平息眼前事态，而且要化解长远矛盾，保党和政府的 一世英名，保国家和人民的万世太平。这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题中重要之义。

六十华诞，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如 日月之辉，任凭谁人也抹之不去。而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政治清廉、民族和谐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更需要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千万不能只顾 眼前，急功近利啊！要清除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要真正建设民主、富强、文 明、和谐的小康社会，前进道路上还会有重重阻力，还要对付许多急流险滩，任重而道远！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 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 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翻读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让人忧党忧国之心不减、百感交集啊！